“江南皮革厂”的前世今生！

“江南皮革厂”这个名字想必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小街小巷大喇叭经常响起“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的声音，摊位上摆放了大量的皮鞋、皮带、皮包等皮革制品。这首歌影响实在太大，激发了温州籍商人的不满和抗议，最终以该歌作者道歉告终。这一切在吃瓜群众眼中，不过是又一场互联网狂欢，而中国的皮革生意确实和温州，和浙江密不可分。

浙江是中国皮革重镇，皮革产业十分庞大，从产业链上下游看，可以拆分为四部分，分别是动物毛皮养殖、成品革制造，皮革制品制造、皮革产品销售等主体环节，毛皮养殖业与成品革位于整个皮革产业链的上游，企业规模较为分散，议价能力弱。行业利润主要集中在下游的皮革制品制造和销售领域。在成品革产量上华北地区显著占优。

从产品用途来看，中国皮革产品用于皮鞋和服饰为主，分别占到35%和20%，超过一半的皮革制品用于这两类成品。如下图所示浙江省在皮鞋产量中位居第二，在服饰产量中位居第一。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皮革行业共有8114家企业，浙江省也以1728家的数量位居第一。

浙江的皮革生产基地遍布全省，分布在温州、海宁、温岭、崇福、平湖等地。以国人喜好冠名的特性，浙江省内的皮革城市实在不少。

温州是“中国鞋都”、海宁是“中国皮革之都”、桐乡（崇福）是“中国皮草名镇”、温岭是“中国鞋业出口基地”、平湖市是“中国旅行箱包之都”、瑞安市是“中国箱包名城”、东阳市是“中国箱包产业基地”，这些区域内企业高度专业化协作，形成非常紧密的产业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集聚优势，这是浙江皮革业独领风骚的的重要支撑。

与我国众多轻工业一样，皮革业在刚刚发展时也是以出口加工的形势服务于国外市场，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而临海的浙江省有着交通运输上的先天优势。而在浙江的皮革基地中，以温州、海宁最先崛起，实力最为雄厚，而两者的发展模式也各有分野，各具代表性。

温州皮鞋：两次大火涅磐重生

改革开放前，温州的经济无论哪一方面都很差, 人均耕地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国家的投资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 不仅没有铁路, 也没有大工厂。农村约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因缺少耕地和乡镇企业, 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没有出路, 城市就业问题同样严重。

“温州经济的发展, 并没有什么秘密, 之所以取得成功, 不过是人们将深藏在心底的强烈的创业致富的欲望充分释放出来, 并得益于市场经济罢了。” 温州的皮革产业也是依靠着温州人强烈的求生欲发展起来。宗族发达的温州社会是一个十足的熟人社会，在温州大大小小的村落市镇中，一旦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成功模式，周围的亲族都能能拷贝与跟进，并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

温州的皮革业首推皮鞋，从2002年到2015年，皮鞋占温州外贸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四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温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在明朝成化（1465~1487）年间，曾作为贡品送入皇室。

近代的温州成为一座开放通商的口岸城市，给古老的皮革业再次带来刺激。民国时期的温州鞋革迎来了一波产业热潮，温州人伊光如创办了温州有史以来第一家现代化制革厂——正华制革厂，1930年代初，一位旅日归侨在温州开设了皮革厂，带动了投资热潮，接着，浙江皮革厂在温州开业，温州的皮革产业也越发兴盛。

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的皮革业主国营体制下继续发展，1978年改革前夕，温州市区有国营、集体皮鞋厂19家，年产量达到49.68万双。在有悠久手工业传统的温州，四周的农村也散落着大量掌握制革制鞋技术的农民，他们却忍受着贫穷和饥饿。

当禁网松动时，他们就自发地重新操起古老的技艺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里。在城郊和乡村，大量的家庭作坊出现了，几个亲戚朋友一合计就能在家里开干。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成就了温州制鞋业的第一波黄金时期。

1985年，解放日报刊登《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同时配文《温州的启示》，至此“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

然而家庭作坊的野蛮生长，很快就暴露出巨大的问题。80年代温州鞋被称为“晨昏鞋”,意思是只能穿一天就会坏。当时皮鞋脱胶、断底、裂面现象非常普遍，产品合格率仅为28%。

在皮鞋中加纸，更是当时温州皮鞋常被诟病的所在。皮鞋的加工制作中确实需要在鞋底加一层纸板，但温州的小作坊把偷工减料成本控制做到了极致，往往表层的薄薄皮质之下就是满满的马粪纸。温州自古有纸张加工的传统，所产称为蠲纸，制作过程中有打蜡工艺使其光滑。80年代小作坊中出现的纸皮鞋，大概是将温州历史上那些精湛的造纸术和现代制鞋业来了一个大手笔的跨界混搭。

当时杭州质检部门在一次检查中查出，18种鞋的底板帮头由纸壳制做，其中16种为温州制造。可见，温州“造纸术”十分了得。“温州鞋”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激起了消费者的巨大不满。各地的工商执法部门也开始针对温州假鞋的查抄。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前被查抄的伪劣温州鞋堆积成一座小山，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将5000多双皮鞋付之一炬，冲天的烟雾和刺鼻的气味笼罩在广场上空久久未散去。

武林门事件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雪崩。温州许多鞋企纷纷应声倒闭，勉强生存下来的，则改换门庭贴牌销售。这场信誉危机又蔓延到温州其他行业，造成了全国范围内温州商人的信任危机。奥康皮鞋的创始人王振滔彼时正在武汉卖皮鞋，他也没能在这场风暴中幸免。武汉电视台一则报道——《武汉市民脚踏30万温州纸皮鞋》，拉开了全省大清洗的序幕。王振滔柜台里价值20多万元的货也被当作伪劣产品查抄。转眼间这样被查抄的皮鞋又被有关部门在长江边直接以以5元一双的低价处理。

痛心不已的王振滔怨气难平，决心讨个说法，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行政诉讼，王振滔终于赢得了胜利，但也只有2000元的赔偿。1988年王振滔回到了家乡永嘉县，这个诞生过永嘉学派的地方自古就有着不同于他乡的功利之心和进取意识。也是在8月8日，就在杭州的大火的同一天，王振滔用仅剩的3万元钱创办了永嘉奥林鞋厂（后改名奥康皮鞋）。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温州企业基本完成资本积累。借着92年南巡讲话的契机，温州人掀起二次创业的浪潮。大量粗陋的家庭工厂向现代公司转型，并开始股份制改革。也越发重视质量和品牌。

也正是在第二次焚鞋大火后，奥康、康奈、哈杉、红蜻蜓等一系列温州皮鞋改变了消费者眼中低质劣的低端产品印象。

温州皮革、皮鞋业能够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温州有鞣制皮革时所需要的矾和盐。温州近海多盐、下辖的苍南拥有南宋末期便得到开采的世界矾都，储量占中国80%、全世界60%。这两个天然禀赋是温州皮鞋能够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并勃兴的核心因素之一。

当资源（矾和盐），人力（温州乡村廉价的劳动力），组织（宗族互助）和产业基础（温州原有的皮革基础）相互匹配时，便是天雷勾地火一般的迅猛发展，占据了先发优势的温州到了当代，抢到了市场经济的风口，于是便成就了这项产业。

海宁：皮大衣的进击

与温州相比，位于太湖平原的海宁在各方面的基础条件都好很多。与偏在东南海滨的温州相比，海宁距离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长三角可谓近在咫尺。而海宁地区的皮革产业基础也在国内首屈一指。

1926 年，海宁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皮革加工企业。1952 年，创立全国第一家公有制专业生产皮革服装企业。1984 年，创办全国农村第一个村办制革厂。1985 年，创建全国农村第一个乡办皮革服装企业。1993 年，兴建全国第一个皮革专业服装市场。浙北的海宁，在历史上就与苏南一体构成江南的核心地带，在皮革业的发展上走的其实是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道路，其核心产品也是皮革大衣。

海宁的纺织业起点较高，离不开原有的纺织业基础和政府投资。尤其是1973年，海宁的国营制革厂发明了猪皮绒面服装革，得到国家轻工业部的重视，成为了重点扶持单位，1977年国家投入上千万元，对该厂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1979年又投入300多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批的皮革污水处理站。80年代前的海宁聚拢了一大批皮革产业技术人员与骨干，当他们从体制中脱离，走向市场时，无数民营皮革业就有天然的高素质劳动力来源。

1987年，就在温州的王振滔卖鞋失利之时，卡森国际的创始人、海宁人朱张金以22万盘下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制革企业，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与从家庭作坊办起来的温州皮革企业不同，海宁的民营皮革业多是继承了原有国有企业的的厂房机器和技术人员。随后他看到俄罗斯市场的巨大利润，在全市4000家皮革企业中第一个出口到俄罗斯，并在莫斯科创办了专卖皮革的“海宁楼”。在其带动下，多家企业纷纷开拓外贸，寒冷的俄罗斯一时之间成为了海宁皮革企业的倾销地。

随着皮大衣生意越做越大，海宁商人开始转向沙发面料等相邻皮革行业，1993年7月，岳姚祥带着10万元资金、15名工人起家，创建了加工沙发面料的蒙努，借着起步虽晚，但借着海宁皮革城的东风，发展速度很快，一跃成为海宁皮革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1992年南巡谈话后， 1993年海宁地方政府放开手脚，于1993年投资3.5亿牵头建立起海宁中国皮革城，依托这一平台，海宁市每年举办一次海宁中国皮革博览会，皮革城的市场成交额连年高升，短短几年间，便从1994年的5.8亿元跃升至1999年的市场成文额分别为36.58亿元。

海宁市从20 世纪90 年代初到2010 年初，先后更迭了6 位市委书记、8 位市长，但历届每届领导班子都坚持发展皮革行业，连续18 年将其列为全市第一支柱产业。持续的政策扶持加上原有的产业基础是海宁皮革业兴盛的关键。

海宁皮革城兴建之后，海宁本土的皮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曝光率和国内外订单，其发展迅速走向新的台阶。蒙努、卡森、雪豹等众多海宁本土品牌借助着集中展销的平台优势，在大众中形成强势品牌。

如今，海宁皮革城已经开遍全国，多数皮革制品商场也喜欢自称海宁皮革厂，海宁皮革已经成为行业符号。

危机与变局

我国皮革行业起步很晚，在20世纪20年代海宁才出现第一家现代化的皮革工厂，此后历经战乱和计划经济时代更是与世界市场脱节。

但皮革行业尤其是加工业受限于原材料的非标准化与面料的特殊性，生产过程中人工参与度非常高，这又是中国的天然优势。凭借着在产业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特征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自80年代以来，短短数十年间我国就成为了皮革制品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

以浙江省温州和海宁地区的皮革产业更是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随着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升高、土地资源紧张、环保压力加大、当地政府各项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当地的皮革行业也面临着升级转型的压力。

2011年清明节后，《江南皮革厂倒闭了》中的温州龙湾区的黄鹤失踪了，他扔下拖欠104家供应商的1.63亿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全家一去不返。那一年也正是温州商人资金链最为紧张的时刻，在汹涌的倒闭潮中，温州制造业民营企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跑路失踪乃至于跳楼的悲剧屡屡见诸报端。

在这以后，浙江的皮革业又迎来了一次产业整合，是迁移到异地还是转型其他领域，当年的创业者们又面临着一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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